《尚書中的堯典》
《堯典》紀載著堯帝和舜帝向著臣工們的對話。我們不知道當時堯帝與臣工們聚集時的場景如何，但很可能不會像戲劇電影裡的宮廷場景般的輝煌奢華。今天的考古資料尚未具體呈現實際的情況，我們很難重現當時對話的情形。當孔子編修這一篇的文章時，也許他老人家也會有某些想像，但是他也跟我們一樣，無法重現當時對話的實際情況，因為堯帝距離孔子已經有一千八百年之久。如果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距離我們一千八百年之前，大約是三國時期。我們若要編纂三國時期的歷史和對話，就得訴諸《三國誌》或《三國演義》。
今天由於影視事業發達，終端媒體使用方便，我們對於三國時代的歷史圖像，大概都受到影視媒體的影響。這些圖像雖然活潑生動，也可能有相當的考究，但畢竟都不是真實的情形，看著這些圖像，總有隔靴搔癢的感覺。我們接觸歷史素材的時候，需要非常清楚的劃分這些影響，才有可能更真實的去體會歷史意識的深刻內涵。不過如果要享受這些歷史素材所可能產生的任何藝術呈現，影視圖像的確是一種不可抗拒的有力媒介。
古時的教育並不普遍，許多人都是文盲，無法閱讀書寫。他們接受歷史意識的方式，是藉著說書、戲劇表演、或街談巷議的方式來實現。因此他們歷史意識的建立就相當地被侷限。知識分子可以看得懂文字，但也必須在字紙堆裡爬梳出頭緒來，然後合理地建構出歷史陳述。這些陳述受到作者專業訓練和客觀環境的影響，也只能從某種觀點來建構歷史，無法全面。因此我們所接受的歷史，是在各方限制的條件下所產生出來的集體作品。這些內容完全是人文的，是動態的，是盡量在良知上接近事實的，但並不是真正全面的事實。
更何況歷史的閱讀者，本身的訓練和思想各有不同，對於同一件作品，也自有些不同的領會。我會把歷史看成是人的對話。人與人對話，人與時空對話，人與古人對話，人與尚未出生的下一代的對話，人與神的對話，人與自然的對話。歷史是活潑的對話，在對話中產生場景觀念和思考，也在對話中產生集體動態的意識。只要有人，就有歷史。只要有人談論，《尚書》就活著。《尚書》中的《堯典》，也鮮活動人。
堯帝有一個相當美麗的稱號，稱為“放勳”。“放”的意思是“至”，是非常的極至之意。而“勳”字的意思是辛勞以定國之意。用今天的話說，堯帝一生盡其所能辛勞治理國政，安邦定國，永為世人懷念。堯帝的為人謙和度量寬廣，在天地之間發展他的德業，人民普遍受其教化，所以親族敦睦敬謹，諸侯國間也都能和平相處。整個堯帝所治理的國家，因著他的德業人品，處處一遍祥和。對照春秋戰國時代各國爭伐不斷爾虞我詐，這的確是一個令人懷思古之幽情的年代。
也因著這樣的記載非常符合儒家的思想，有人就認為這篇文章應該是孔子託古之作。這種論調也許是真，但卻沒有人可以完全確定地說是或不是。是也無妨，不是也無妨，總是孔子詳細地記述距離他一千八百年之前，有著這麼一個堯帝的存在，他的行誼足以成為他教育當時學子的材料，況且孔子寫的應該不是一般的小說，堯帝的存在和他的一些事蹟，應該是有所本。
堯帝曾任命羲氏和和氏這兩個家族作天地之官。他們需要詳細觀察日月星辰的運行，編制曆法定節氣，並且將春夏秋冬四時的節令頒授給百姓，以作為農耕休息養地的規範。這個記載讓我們體會中國人對四季節令的制定，有一個非常悠遠的傳統。在觀測條件不比今天的狀況下，要能仔細地觀察日月星辰的運行，以作為編制曆法定節氣的依據，是一件相當辛苦困難的任務。我們不知道古人在觀測儀器不方便的情況下，是如何達成這個任務的。而在堯帝的話裡，卻透露出當時已經知道一年的循環有366天，但是憑著月亮的運行規律所訂出來的十二個月份加起來只有355天，需要訂出閏月來完整的確定春夏秋冬四季的節令。這的確是一件令人驚嘆的成就，古人的智慧真不是一般人可想像的深邃。
因著百姓的作息，需要順著大自然環境循環的規律而行。可以想見的，中國人在思想上自古有順應天道的領會。這種思想意識，可以視為華人宇宙觀的濫觴。由於這樣的原因，華人的哲學思維和生活態度是非常寬廣的。中國人的生存，離不開天和地，離不開與天地合一的的自然意識。中華文化的發展，在這裡有進一步的探究的必要。
另外，堯帝任命羲仲(羲家老二；根據楊照先生所著之《尚書》所言)，去住在一個名為暘谷的地方，恭敬地事奉太陽，並以黃昏時刻出現鳥星(南方朱鳥七宿)的現象來訂定春分時令，這是一個百姓分散田中開始更作，鳥獸交尾繁殖的時期。堯帝也命令羲叔(羲家老三；根據楊照先生所著之《尚書》所言)，住在南方交趾，謹慎的測量日之長短，並以黃昏時刻大火之星(這星也出現於甲骨文的記載中，稱之為“商星”)的出現來確定夏至的時令。
至於和家的老二(和仲)，就被堯帝任命在一個叫昧谷的地方，恭恭敬敬地舉行祭祀送走太陽，以黃昏時觀察到的昏星(水星和金星)來確定秋分的時令，這時晝夜等長，百姓可預備從高處移至平地居住，以避要來的寒風。和家的老三(和叔)被任命在北方一個叫幽都的地方，以黃昏時可見的昴星來確立冬至的時令，這時百姓都應躲在家裡以避風寒。
觀諸以上的記載，距今四千多年前，華夏百姓已經能確實的區分春夏秋冬，並且藉著不同的時令調整生活的步調，這種生活智慧應該是由實際觀測得來的成果。我們可以體會中國人的老祖先，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已經具備了觀察天象和自然規律的科學態度，而這些觀察當然是為著切身生活的需要。
遠古洪水氾濫成災，是許多文明古國共同的記憶。大中華地區也未能例外，看來這場洪水的規模，是全地性的災禍。我們不僅在聖經裡看見洪水和挪亞造方舟的記載，《堯典》這卷書裡，也出現了堯帝和臣工們討論如何整治這場洪水的場景。
首先，堯帝和臣工們討論適當的人選。第一個被提到的是堯帝的親生兒子丹朱，堯帝回答說：『哎呀！丹朱這個人講話荒謬，又喜歡和人吵架，怎麼可以呢？』然後鯀的孫子驩兜就提議說：『共工這個人雖然身上兼了許多職務，但他把每一件事都作得很好。』堯帝以強烈的口氣回答說：『共工只會坐著說話，並不會站起身來確實執行。另外他表面上看似恭敬，實際上卻是一個倨傲不恭的人，他連天上的神都會得罪。』
堯帝發出了一陣嘆息接著又說：『四方的諸侯領袖啊！現在大水為患甚鉅，廣大的洪水淹沒大地又包圍了山，所有的老百姓都在嘆息，不知如何生活下去，有誰能夠去解決這件事呢？』臣工們異口同聲地推薦說：『鯀這個人可以。』堯帝說：『不行，他這個人不聽命令高傲至極，常常自行其是且陷害摧殘良善的人，怎麼可以用他呢？』四方諸侯的領袖回答說：『我們一同推舉他，就用用看吧！』堯帝接受各方的意見轉過身來對鯀說：『好吧！你就去好好地幹！一定要謹慎地解決每一件事。』可是一作作了九年，卻一事無成。
《堯典》這卷書裡所記載的這個場景鮮活動人，不僅提到了遠古大家對洪水的記憶，也顯示出當時堯帝為著解決這個大地淹水的問題，如何費心地與臣工們試著討論出一個合適的人選來處理問題。首先出現的人選是堯帝的親生兒子丹朱，這看來是一個合理的選擇，也許當初的提議人放齊心中有個父賢子能的思想，但堯帝很快的就否決了這個提議，因為他觀察到自己的兒子講話荒謬，又喜歡和人吵架，絕對不是一個合適的人選。這表明堯帝是一位知人善任的君王。
堯帝對身邊的人有深刻的觀察，所以否決了自己的兒子丹朱，也否決了共工，最後勉強接受四方諸侯對於鯀的推薦。這時還未提到禹，可能是因為禹當時還未顯出他治水的才能，或者是當時大家對於治水的方式多有討論，還拿不定主意，不過《堯典》中記載，鯀工作了九年未見成效，這應該也是後來啟用禹的原因。
堯帝在位七十年之後，大概體力和精神日益衰退，想把安治天下的任務交給一個適當的人，就又在庭上與臣工們談論說：『啊！各位諸侯領袖，我已經在位七十年了，我想在你們中間找一位可以代行職務的人，如果作得好，我就把帝位傳給他。』這段記載可說是歷史上稱為“禪讓政治”的開端。我們大約知道堯帝是帝嚳的第二個兒子，他是從他哥哥帝摯手上接受了帝位。雖說這看來也是一種形式的禪讓，但帝摯是直接從他父親帝嚳手上受了帝位，這可是父傳子的實行，而不真的是“禪讓”。
四方諸侯站在堯帝面前與之討論，聽見堯帝要找一位代行天職的人選，馬上回應說：『不行啊！我們這些人又是粗鄙又無德行怎堪重任，我們若被選上，那將有辱這個崇高的帝位。』堯帝看著眾人之間的確無人足堪大任，就接著說說：『你們可以推舉通達明哲的人，也可以舉薦卑微隱逸的人士。』於是大家就向他建議說：『我們聽說有一位名叫舜的人，他還未娶妻，也沒有甚麼社會地位。』在當時，雖然舜沒有任何的官位，但是因著他的為人，大家都知道他。堯帝回答說：『對！對！對！我也聽說過這個人，他現在怎麼樣了？』臣工們回答說：『他父親的眼睛是瞎的看不見東西，又是一個愚笨頑固的人；他的母親整天嘮嘮叨叨地說個不停；他的弟弟們態度傲慢不恭敬，但很奇怪的是，他總是能和家人和諧的相處。他孝順父母又鼓勵弟弟們上進，用他自己的德行感化他們，使整家人都走上了正途。』
舜出生的家庭跟我們今天能看得見的一些家庭似乎沒有甚麼不同，家裡環境嘈雜不堪，家人又秉性不善很難相處，但舜卻能應付的來，並且以一種超越的德行感化眾人，的確是一位不世出的人才。堯帝想了一想，就下了個決定說：『好吧！那我就試用一下，看看舜能夠有甚麼表現。』堯帝又決定把他的兩個女兒嫁給舜，要看看他如何對待這兩個女兒，又如何能成為她們的榜樣。
堯帝時代似乎不注重一夫一妻制，一嫁就嫁了兩個女兒，而且以她們為觀察舜的試金石。當堯帝前往虞家(就是舜的家)嫁女兒時，很慎重帝對她們說：『妳們在每一件事上都要謹慎啊！』堯帝一面關心他的兩個女兒，另一面也就是安排兩位最親信的人，就近觀察舜的作為，真可謂用心良苦。
舜接受了大任之後，就非常恭謹地推行“五教”。“五教”又稱為“五典”。根據東漢鄭玄的說法，這五教就是：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這五種德行。“典”這個字也見諸商代的甲骨文，是一個會意字，像雙手捧讀竹簡的樣子，引伸為雙手捧讀古時重要經典的意思。這五種教義必定源自古時，並且非常慎重地被保持下來，是華夏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骨架。
舜不僅在五教的推行上頗具成效，當堯帝把許多任務交在他手上時，他都能件件處理得條理分明。而且當他代表堯帝接代四方來朝的諸侯官員賓客時，大家的態度也都非常恭敬謹慎，可說是一個壤內平和，壤外四方行禮如儀，一個美好的時代，無怪乎孔子以至於眾家儒者都嚮往著這麼一個遠古年代，並依之為可羨慕的榜樣。
堯帝曾將主管山林的業務交給了舜，舜為着視察業務，在山林中遇見大雷雨，但是舜鎮定面對不慌不忙，沒有在山林的暴風雨中迷失了方向，顯出一副王者的氣概，這些事都看在眾人的眼裡。堯帝便對舜說：『我已經用了你三年，看見你所計畫執行每一件事，都作得很好；我也考察過你的言論，看見你的建議都很有功效，我想你可以登上帝位了。』但舜是一個謙和又有德性的人，不肯馬上繼位。
舜經過思考之後，就在正月上旬的某一天去到堯帝的太祖廟裡，在眾人面前接受了帝位，代替堯帝行天子之事。他採玉石作成一個渾天儀的橫筒，用之觀察天象測量日月星辰運轉的規律作成曆法，接著又舉行各樣的祭典來告天告地告山川，以遂行天子攝政之事。這麼看來華夏祖先對於天子行政之事，不單是管地上的眾百姓，也管天管地管山川，管理所有大家在意識中可以體會或認知之事。當然有些事情不在人的能力範圍之內，老祖宗因此就有順天道而行的領會。天子行事順天應命，就能安百姓政通人和，這正是中國人古老的智慧。
在所有祭祀的實行裡，有類祭、禋祭和望祭三類。類祭和禋祭是向著上帝向著天，望祭則是向著山川。類祭和禋祭必須燃燒木材讓煙氣上升於天。也許是因為上帝和天在高處，必須有燒著的煙氣上騰，才能完成祭告之事，而向着山川之祭，只需遙望遠眺即可。另外每五年就必須出外巡行四方，之後回到父廟還要宰殺一條公牛作為獻祭之用。
可見中國人的老祖宗並不敬拜任何雕刻的偶像，偶像的敬拜是外來的作法，不是華夏中原當初的實行。華夏文明的祭祀，與舊約聖經上所記載之獻祭情事，有極為相似之處。我們手中沒有確實的歷史素材告訴我們，中國人和猶太人之間到底有沒有關係，但是也不能完全地否定其相關的可能。
猶太人實行的獻祭最基本的有五種，分別是燔祭、素祭、贖罪祭、贖愆祭和平安祭。他們可用一歲無殘疾的公牛為祭物。公牛必須被宰殺並且放在祭壇上焚燒，使馨香之氣能上達於神。這種作法極其類似於中國人古時的作法，看來是一件饒富興味的事。
曾在國立成功大學作過駐校作家及學者的蘇雪林教授曾經寫了一本書《天問正簡》，書中討論楚國靈均大夫(屈原)所傳下來的《天問》一篇長詩，詩中某些文句很像舊約裡面的《創世記》，所以推斷在春秋時代，舊約的內容就已經傳到了中原。
上述所有的揣測，雖然沒有歷史素材作為確實的證據，但也似乎透露出一些引人遐想與興趣的訊息。畢竟在淵遠流長的歷史長河裡，有許多素材已經被淹沒，我們還未能找到其痕跡，所以無法在科學上立下定論。但是人類的意識領會，要遠遠超過科學所能呈現的事實。我們面對著天、地、時間、歷史等這麼一個沒有邊界的宇宙，實在不能說沒有看見的，就不存在。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說的好，他說：『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藉著他的話，我們可以進一步地說：『我們意識，故我們存在。』(We aware therefore we are.) 思考僅僅是意識中的一條路徑，而意識則是統括人類所有的認知。(Thinking is only a way in the awareness but the awareness encompasses
all kinds the cognition of human beings.)。
舜帝把天下分為十二州，並且祭祀十二座大山，疏導國中的河流。當時的水患成災，疏通河道成為重要的施政之一，因為這對居住安全和農耕施作有重要的影響。
在國中的百姓難免觸犯法律，舜帝經常將刑法週告大眾，免得百姓誤觸法網。根據漢朝《尚書大傳》的記載，一般的刑法分為五種：墨、劓、剕、宮、大辟，稱之為“五刑”。就是在臉上刺青、割鼻、刖足、割性器(或稱腐刑)和死刑的五種刑罰。這五種刑罰，或是羞辱犯者，或是取其性命，都相當的不人道。舜帝的作法乃是以流放來解決這些問題。
舜帝有一顆善良的寬恕之心，不以這些殘酷的刑罰加諸在百姓身上。在官署裡犯罪，就執行鞭打的刑罰，在學校裡犯罪，就執行扑打的刑罰，但這兩種刑罰也可以用罰金代替。如果是因著無意的過失犯了罪，可以被赦免，但對怙惡不悛之輩永不悔改的，就加重他的刑罰。舜帝對於國內刑罰的考量可說是相當人道，我們竟然看見了古時後的“人道主義”，出現在舜帝身上。
舜帝向著大家說：『你們在審理每一個案件的時候，都要詳細審查謹慎處理，不能夠隨意動刑啊！』當年共工、驩兜和鯀一起作亂，舜帝就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驩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趕到三危去，也把鯀驅逐到了羽山。大家對這樣的懲處感到滿意，因此天下百姓都心悅誠服。
舜帝代行天子之事二十八年後，堯帝駕崩，老百姓如死了父母般地悲痛萬分，全國有三年之久聽不見任何音樂的聲音。
之後舜帝選擇正月的一個好日子，在他自己的祖廟裡舉行即位大典，正式以帝王之尊治裡國家。即位之後，立刻召集四方諸侯來討論國家大事，廢除四方關卡的稽查作業，如此方便眾百姓的自由通行，一面可使大家廣增聽聞見識，另一面也方便自己體察四方百姓的隱情匿聞。
舜帝逐一徵詢國內十二州的州長，並且切切地囑付他們說：『大家都要努力工作啊！你們如何安定近方的情勢，也要同樣地安定遠方的情勢，不可偏廢啊！你們治國必須抱持著善良敦厚的德行，同時要避免啟用奸佞小人。你們如果都能聽我的話這樣作，必定能馴服四方偏遠之處的蠻夷了。』
舜帝的囑付看來非常符合儒家的思想，因此有人就認為這篇文章是出於孔子之後孟子之前的一段時間，因為孟子自己也曾引用了《堯典》中的話(見孟子萬章篇中的記載)。暫且不論是不是儒家託古之作，光看《尚書》這本書的年紀，就足以令人肅然起敬。這是一本距今大約三四千年之前的作品，只要仔細地讀過揣摩，就不得不嘆服古人的智慧，況且舜帝提出的“廢除四方關卡之稽查作業”的作法，就非常“先進”。可以說《堯典》中所記載的種種事情，放諸今天的社會，也無任何違和之感。
中國人在治理國家的考慮中，不光有外面的治理，而必須是出於治理者本身內在的德性，所以就出現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概念。於傳統的思維中，總把這歸納為儒家的思想，這也許不錯，但在我的體會中，這種思維不僅在儒家思想系統中存在，事實上是古人智慧的綜合。而在這種思維裡，對於天下的治理，則不僅是外面客觀的治理，實際上要連於治理者本身的德性，這又顯然是一種超越的哲學思維，是先驗的，是形而上的，是宇宙性的，是天人合一的。尤其是從整篇文章看來，治理天下，得合適地治理天，治理地，治理山川水海，這更可以看成是整個中國人的宇宙觀，那是中國人對於整個宇宙的體會意識。想想看《堯典》出現的時代，想想看堯舜所說的話，我們不能不體會出一個廣大無邊的華夏意識，也正是這種意識，創造出了偉大的中華文明和文化。
舜帝非常記念堯帝的事功，因此向四方的諸侯領袖說：『你們中間有誰能夠正大光明地起來建立事業功勳，來光大發展堯帝所已經成就的事呢？如果有的話，我就任命他作百官之長，他可依照各種事情的分類，進行個別輔導以成其事。』眾人異口同聲地推薦說：『禹是一個合適的人，可以封他作宰相。』舜帝回答說：『是啊！禹呀！你在治理大水這一件事上有很好的表現，足以堪大任。』禹向堯帝鞠躬叩頭，要將這任務謙讓給稷、契和皐陶。
接著下來的記載，乃是舜帝和臣工們的對話和任命。舜帝任命棄去主管農業生產，任命契去推行教育，任命皐陶主持刑罰。這好比在國家的體制內建立了農業部，教育部和法務部，每一項重要的施政都有人接任，分工細膩用人唯才。
舜帝也立垂為總管，照顧管理百工之事，這好像就是立了宰相。垂要謙讓給殳斨和伯與，舜帝回答說：『好了，你就去作吧，彼此協調一下就好了。』舜帝又立益為農林部長，掌管國內的山林川澤和草木鳥獸。益也是鞠躬又叩首，要將任務推給朱虎熊羆四位大臣，舜帝也囑附他去接任並彼此協調。
古時，中國人相當重視對天、地、人和其間的關係，所以也就非常看中各項的祭典，這些都是中國古代禮制的來由，舜帝將之派令給伯益來主持，伯益又是鞠躬叩首，想謙讓給夔、龍。舜帝還是將任務派給伯益，並囑付他要謹慎從事各項祭祀之事。
舜帝也重視音樂和詩歌的經營。他認為音樂可以陶冶人的性情，樂聲有曲折高低之分，各種樂器所發的聲音必須和諧悅耳，不亂樂理。音樂可用來祭祀神和人的事，所以必須教導天子和卿大夫的長子。而詩歌可以發抒志向和情意，將語言百進音樂中，可以唱出優美的歌曲來。舜帝就此認命夔來主持音樂和詩歌的情事。夔回答舜帝說：『是啊！當我敲打石磬奏起音樂的時候，百獸都會聽見樂聲而跳起舞來。』
在舜帝主政的年代，社會上也會充斥著邪惡的流言蜚語，這正是他所痛恨的，因為這些邪惡的話語會驚動許多善良的百姓，所以就任命龍作納言之官，一面忠實地傳達朝廷的旨意，另一面要體察民情，正確地反映百姓的意見。
所有任命的官員一共有二十二位，舜帝囑付大家要謹慎行事，凡事都得按着上天的旨意而行，絕不可違逆天道。每三年考核一次，通過考核的可以升等，若是通不過考核，則降其職等。於是國內百業興旺。其他因罪被遷徙的苗族，將之分離開來，不使他們居住在原來的住處。
舜三十歲的時候被堯帝徵用，代替天子行政三十年，後來又正式登帝位為政五十年。當他在各地循行查考國情之時，駕崩於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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